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，注： 天地之中，荡然任自然，故不可得而穷，犹若橐籥也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韦伯的这一论断遇到了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挑战，其后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。那么，是不是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因此就没有现代意义了呢?显然不是。

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，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，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。儒学的复兴与中国式管理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?这是韦伯在《中国的宗教:儒教与道教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，他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合理化经济发展，不能形成新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。审视当下，作为一个转型社会，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，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经历，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非中国可比拟，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城乡二元体制积弊之深，包括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等，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。因此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。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和黎华伦即认为，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全球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，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。

理学繁荣的宋明时期也非常重视义利之辨。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面向广受宣扬之外，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，以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，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。张载《西铭》有天地之塞，吾其体。

德治的信念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，儒家有一种强烈的德治信念，也称之为德政和仁政。儒家相信，只要为政者是以身作则的有德者，他们就能感化社会，使大众心悦诚服从善如流。在孟子那里，恻隐之心亦即不忍人之心，它是人内心忍受不了别人不幸遭遇而自发涌现出的强烈关爱情感，是自发的、没有任何功利考虑的一种纯真的情感。儒家的德目显然不限于这些，诚、直、勇、刚、宽、恭、敬、廉、让、惠等，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。

儒家的人格理想论、尽心、尽性论和修养论等，目的都是让人按照他的真正本质而存在。与此对立的方式则是过分和不及，两者都是极端和片面。

《礼记•标记》中记载孔子的话说：中心憯怛，爱人之仁也。作为生命的学问，儒家首先是一种信仰之学。《论语》说的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，《穷达以时》说的善否己也。儒家对法律的看法确实有些消极，但它的为政以德原则上不能说是错的。

在以人为贵的同时，儒家又谦虚地把人类同化到了万物之中，把人化为万物之一的存在。儒家对天、对天命的信仰，对鬼神的信仰同它的人文主义和入世、淑世是统一的。按照现代观念，这两种伦理的前者属于公共领域，后者属于私人领域。事实上，在儒家传统中，德首先是对从政者的要求。

儒家的仁爱伦理，既是尊重他人，同时又是成就他人，这是对人类不同共同体都适用的普遍价值。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，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也是很高的。

儒家决不宣扬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，它拥有人与自然统一、人与万物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和有机宇宙观，并具有强烈的同情万物、包容万物的万物一体境界。《吕氏春秋•不二》篇把孔子的教义概括为贵仁，《汉书•艺文志》称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，可谓深中肯綮。

怵惕恻隐之心，即恐惧和伤痛的同情心，照朱熹的注释，恻是伤之切、隐是痛之深。圣人能够尽性，他就视天下无一物非我。朱熹解释中道说：所谓中道者，乃即事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，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。简帛《五行》篇说的爱父，其继爱人，仁也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许多伟大的儒者，包括孔子在内，他们为什么反而不能当官发财，恰恰是因为他们有原则，有信念。孔子有关天和鬼神的说法，有一点复杂，但如果看《礼记》的话，孔子对天和鬼神也保持着一种虔诚的信仰。

儒家德治同法律和民主并非天然不相容。儒家崇尚的仁爱价值是普遍的，它要求的是人类的共同之爱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发自内心地对他人的忧伤和痛悼之同情心，就是爱人之仁。十是儒家肯定诛伐恶政、暴君的革命行为的正义性。

天人的相分与合一，看起来是相反的，不过在儒家那里却是兼容的。适度及协和 如何处理事物及其关系，儒家有两个著名的既是方法又是美德的原则，一个叫中庸，一个叫和而不同。

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人士，充满了批判精神，充满了道德勇气，他们都不是被体制腐化的人，他们也决不是失败的一批人或倒霉者，因为他们追求的生命学问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，用丧家犬去概括儒家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生命情调的。孔颖达说中心憯怛是出于人的天性的仁。但儒家的入世和入仕常常受到误解，说他们喜欢当官发财，章太炎就说儒家的富贵利禄之心太重。又如，文和质的关系，孔子说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只有文质彬彬才是恰到好处。

从活动上说，人类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天地赋予给自己的美德（与天地合其德），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按照张载的意思，自我与他人都是兄弟同胞关系，我与万物是同类。

四是儒家提倡禅让，提倡任人唯贤。孔子是这一学问的开创者，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、韩愈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梁漱溟等都是光大和实践这一学问的典范人物。

在这一点上，从三代到孔子具有一定的连续性。概括起来，一是儒家把德治同天道、天命联系起来，就像所说的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那样。

人们批评儒家恕道，说它是一种消极原则，不像基督教的己所欲、施于人那样积极。儒家的天、天命信仰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完善是统一的。仁字的本义，一般解释为相人偶，说它是人与人相遇之际而发生的爱心。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是，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特征，儒家的德治（或所谓人治、礼治）与民主和法治不相容，因而只具有消极的意义。

儒家的生命学问，又是对人类自身生命本质的反思之学，是人的使命之学，它表现为对人类的一种不可遏制的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儒家将人与人的关系化约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和朋友等五种。

法治也不意味着社会政治生活不需要道德，不需要好人。虽然孔子有时也有感叹，也有自嘲，但他从不后悔他的选择。

我与万物一体、万物相互一体的体，既可以理解为万物各个个体的相互介入和彼此拥有，又可以说是世界共同体或宇宙大家庭中的息息相关的存在。五是儒家强调为政者要勇于承担一切政治责任（如说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）。